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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水污染调查:东江水质涵养林稀土滥采严重
引言
君住东江头,我住东江尾,共饮东江水。
东江是珠江流域四大水系之一,不仅为赣粤港4000万人口提供用水,也承载着、河源、惠州、东莞、深圳、广州等地的航运和灌溉,为珠三角及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提供着重要保障,是名符其实的“政治水、经济水、生命水”。
近年来,东江流域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水量减少,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紧缺、水质污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。加之上下游经济发展的不平衡,各种矛盾逐一显现。东江流域水危机成为政府和公众迫切关心的问题。
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,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由深圳水库至江西寻乌县桠髻钵山对东江进行“潜水”考察,途经东莞、惠州、河源等地区,行至新丰江、枫树坝、白盆珠三大水库,沿途采访当地居民、相关水利水电单位及各级政府官员。水资源紧缺是各城市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,围绕着水的使用权和排放权的竞争日渐激烈,因水质下降造成的资源性缺水更是让整个流域各级政府头疼。
与此同时,非法采带来的生态灾难、大规模养猪造成的面源污染、垃圾污废处理能力匮乏、工矿企业的历史欠账过多⋯⋯重重问题困扰着东江流域各城市。
在水资源压力之下,有的城市甚至做出了巨大牺牲,保障了4000万人的用水安全。这场保护水、挽救水的战役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,但是,道路依然漫长。
2011年的中央“一号文件”锁定水利,划定“三条红线”,提出“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”。广东省藉此机会强推东江流域“最严格水资源管理”:推动一系列工程实施更严格的水量监控,加强保护区的环境监督,严格控制水源地的工矿开发、经济林种植和养殖业规模。
“红线”对流域内的各城市而言,既是枷锁,也是空间。在此契机下,人们开始反思发展模式、呼吁制度优化,并且积极寻求出路。
多位相关职能部门官员和业内人士都发出这样的声音:从国家层面统筹跨省流域的规划和管理;在立法和制度层面尽快建立起全流域综合整治的协调配合机制;尽快将水资源保护的责任以考核的形式落实到地方官身上⋯⋯
形势逼人。东江流域对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探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。如何解决东江面临的各种困难,建立起省、市间更合理更有效的责、权、利机制,东江探索的样本意义值得深思。
水污染:谁是子孙后代的罪人
表面上不显山露水,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毁掉了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刘伊曼 | 广东报道
“谁盗采矿,谁就是子孙后代的罪人”;“采取超常规措施,坚决打击非法开采稀土矿行为”⋯⋯从赣南到粤北,此类横幅标语随处可见。
在东江流域水源涵养地的山林里,到处活跃着铤而走险的“稀土大盗”,以及围追堵截“稀土大盗”的国土、公安、林业执法人员。
东江水质最大的威胁之一,来自源区开矿造成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。稀土矿的破坏式开采法带来的危害尤甚。
最近几年来,“国家重要战略矿产资源”稀土走私猖獗,因为限制开采更是价格飙升,利益驱使下,稀土遭疯狂盗采。
“持久战、游击战⋯⋯他们都用上了。”2011年10月下旬,河源市龙川县上坪镇一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,“白天捣毁了,晚上他们又去开工,一个坑、一袋碳酸氢铵、一张塑料布就可以开采。”但是他强调,在严厉的打击下,这里已经没有规模化的盗采。
至于之前发生在这个镇新村的那场“枪战”,他解释说,是由于农民抢夺开采以前开矿时留下的边角余料发生的冲突。目前,公安局已经成立专案组,驻扎在上坪镇,尚未结案。
山村里的枪声
导致1人死亡、3人受伤的镇新村枪击事件,被官方定义为“林地纠纷引起的持枪斗殴事件”。随后广东多家媒体跟进报道,直指这一恶性事件是非法采矿引起的纠纷。
2011年10月5日凌晨,在新村村委渡田河自然村一个小店门口,28岁的刘振金被26岁的曾凡漕开枪击中,左胸至腰间被装小钢珠弹的猎枪打成了蜂窝。据媒体报道,刘振金一伙人开了个稀土矿点,曾凡漕等人要求入股,双方没有谈拢并发生冲突,后曹持枪行凶。
11月1日,龙川县公安局发出了对曹凡漕的“悬赏通告”。截至记者发稿时,办案民警说犯罪嫌疑人尚未落网。
行凶者的枪是自制的。10月底,在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仙塘工业园区以北的205国道上,本刊记者偶遇一群摆摊叫卖枪支、电棍、管制刀具的人。做工粗糙的自制猎枪,装填的小钢珠弹与死者身上取下的子弹看起来类似。劣质一些的“手枪”实际上不过是装塑料子弹的玩具气弹枪,但是电棍和砍刀都是货真价实。
国道上,俨然一个流动市场。本刊记者下车观看时,不时有粤B、粤P、粤L等牌号的车停下,与各摊主讨价还价、看货交易。
“鸟枪800,手枪600,电棍200,要的话可以便宜点⋯⋯”女摊主招呼起客人,泰然自若。
“头顶生疮,脚下流脓”
2011年11月初的一天,粤北地区还是烈日炎炎。本刊记者跟随河源市国土执法大队队长吴镜辉一行人上山,寻找盗采稀土矿的作业点。
在和平县优生镇新联村,刚刚因为媒体曝光而端掉了一个窝点。上百亩山体斜坡上,架着白色的水管网。本刊记者一行人赶到现场的时候,当地的执法部门已经在做清理工作。水管已经被一节节砍断,刀痕处渗出溶解着草酸的水来。
山坡上的几个大沉淀池随着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被炸成乱土,满池的水喷向天际,又顺着山体哗啦啦地留下来。
“这个规模不是农民偷挖老矿的边角余料,显然是老板做的事,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”现场的国土执法人员这样下判断。
在现场协调各执法部门的镇干部发誓赌咒地对本刊记者说:“我们也都不知道老板是谁,我们跟他们都是仇人!他们白天都不出现,一个星期前我们才来清理过,但是很快他们又恢复了。”
现场的公安干警也向本刊记者证实:来过几次,即便是把车放很远,走路上来,也堵不到人。“他们都有放哨的。”
吴镜辉告诉本刊记者:“市委市政府打击盗采稀土下了很大决心,从2006年以来,我们已经打掉了200多个窝点。”
河源市开始有大规模的稀土盗采行为,也就是近几年上涨之后的事。2006年到2007年集中打击了两年以后,2008年情况有好转。但是,自从2009年至2010年稀土价格飙升后,盗采行为又有抬头之势。
吴镜辉用“头顶生疮,脚下流脓”来向本刊记者解释盗采稀土矿对山体造成的灾难性破坏。以前的国有稀土大矿是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,整片整片的山体被挖开,触目惊心,污染严重并造成水土流失。
最初的私挖滥采也是露天开采,在受到严厉打击后开始转换操作手法—从山顶打洞灌药侵蚀山体。手法隐蔽了,也更危险。表面上不显山露水,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毁掉,变成植被不能生长、径流携带面源污染、且潜藏着次生地质灾害的危险区域。
2011年7月22日开始,河源市又展开了打击违法盗采稀土的专项行动,即便是坐在出租车里,也能听到广播里反复播出悬赏通知和举报电话。
根据9月份统计,自专项行动以来,和平县一共出动了3100多人次,投入250多万元整治资金,对53个非法采矿点(含老矿点)进行整治、毁闭。炸毁矿池204个,回填水池5000多立方米,捣毁厂房6360多平方米。清除的水管,连起来有9.6万米长。
与盗采者玩“猫捉老鼠”
为什么盗采稀土行为在打击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,还会屡禁不止。吴镜辉总结说:“因为风险低,利润大。”
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,盗采矿产资源达到一定的价值,才能提起诉讼。但是如何取证和鉴定,就很困难了。稀土包含在矿石中,以现在的“游击战”作战方式,盗采者往往是蚕食搜集,且马仔在前,老板在后,就算抓到人,也很难认定他究竟盗采了多少。且评估机构全省仅一家,基本没办法走国土条线的法定程序来给予盗采者沉重的打击。
所以,除了一些超常规手段,如收缴摩托车、砸掉柴油机等打击方式之外,联合执法组一般都是从林业角度入手,按照盗采稀土矿造成的“毁林面积”来认定和处罚。
而对稀土盗采的“头目”来说,抓住了一般只是损失工具成本,只要别跟同行火拼出人命,月入千万也不是梦想。
国土执法之难,还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执法困境。在龙川县踩点时,几位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,他们总结的对手有三种人:有钱的、有权的、带黑的。
“有的时候情况很诡异,”一位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,“你到一个镇一个村之后,就会觉得气氛不对劲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有的盗采行为,尤其是上规模的盗采行为,是存在保护伞的。在你的地头上开矿,你能不知道吗?”
长期从事执法工作,与盗采者玩“猫捉老鼠”,不仅要顶着工作压力,也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。“这几年来,我经常收到恐吓短信,精神压力真的很大。”龙川县一位国土执法人员告诉本刊记者,“他们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”说着说着,他的声音哽咽了。
而他的另一位同事则告诉本刊记者,这些“带黑的”团伙从执法人员的亲人下手,拉他上中学的儿子“入伙”,还打他。最后,他迫于无奈将小孩转学异地。他们认为,要打击盗采行为,必须得整治行业市场,要挖出“幕后老板”,惩治“保护伞”,否则,这场沉重的战役永不落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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